政治学研究需要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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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的发展进程和特点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但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取决于多重因素，除了这个得天独厚的客观有利因素外，其自身还必须克服一系列主观障碍，才可能对中国学术界和世界学术界做出自身的贡献。这就需要处理好政治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西方与中国、理论与实践、问题与方法、人文与科学等几对关系，对它们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它们之间把握一个合适的度。
政治性与学术性
政治学研究具有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双重属性，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今后实现政治学健康发展的首要任务。政治性主要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渗透和体现，也即政治学研究中的指导思想、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内容以及政治学研究的服务对象和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政治学特定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它更鲜明、更直接地体现并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求，其研究成果也一定是对现实政治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因此，所谓政治性，实际是政治学研究的阶级属性和政治现实性。①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特定的话语体系、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这同时也决定了政治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和科学化。只有对现实政治进行专业化和科学化的研究，才能把握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也才能在此基础上不断进步和发展。
正确处理政治学研究中政治性和学术性的关系，要求政治学研究既要符合现实政治发展需要，又要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要求学者在追求学术价值和学术独立的同时，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学在国家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发展中发挥着导航的作用，也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一门学科，因此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必须以相应的社会政治责任为前提。同时，政治学的研究成果能够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和政治运行。因此，与其它学科相比，政治学领域的学者肩负着更大的责任和使命。政治学研究不仅不应依附于权力、以谋求权力为目的，而且更要防止任何服务于“西化”、“分化”、邪教、种族歧视、民族纷争、恐怖主义等威胁到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的“伪学术”。所以说，“真正的政治学应该是政治立场与学术理论的双重构建。”②
西方与中国
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政治学在我国的特殊性决定了政治学研究要处理好西方与中国，也即“外来”和“本土”之间的关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出现在西方，1880年伯吉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政治学研究院，形成了政治学科体系，标志着现代政治学的兴起。在我国，政治学本来起步并不晚，如果从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设置政治堂算起，至今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却是畸形和坎坷的。旧中国，对政治理论问题的研究始终比较落后，长期不能突破封建老旧学说的圈子和对西方政治学的简单追随。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政治学有了短暂的发展，但在50年代初，受苏联影响，政治学被迫取消，直到1980年才恢复重建，在这期间，政治被简化为阶级斗争，领袖的政治判断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我国只有“政治”而没有“政治科学”。③这样来看，我国真正意义的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只有30多年的历史。同时还要注意到，我国也没有将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体系化、学术化的传统。虽然我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和思想流派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及其主要的思想观点，对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构建和政治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却没有像西方政治学家那样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体系。可以说，我们有的只是政治思想、政治文化，而不是政治学理论。在这种背景下，学习、借鉴甚至模仿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方法、体系都是不可避免和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在政治学刚刚起步时，政治学研究面临着无队伍、无资料、无成果，一切皆需从头做起的局面④，向西方学习是更好地发展我国政治学的一个起跳板。
然而，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应注意到，过分强调或者迷信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方法，可能导致两个问题，反过来阻碍我国政治学的发展，第一，只是盲目、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或模型，使政治学研究与我国现实相脱节。第二，使政治学研究者无法自觉、有效地创造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和学说体系，弱化中国政治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在过了政治学的“补课期”，特别是在当前这样一个机会与危机并存、传统与现代碰撞、多元文化相交融的时代，更有必要重新审视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西方政治学毕竟是在西方政治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其理论、观念和方法，也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和基本的价值取向，因而也并非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意义。西方政治学对于西方社会规律性的认识和理解未必符合中国的现实，同样的条件可能在中国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
从20世纪90年代起，从学者的研究重点可以看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已经开始了从“取经”向“本土化”⑤的转型。学者从一开始的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进而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模型和方法对中国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到进一步思考和分析，开始形成中国本土问题意识，致力于梳理中国政治的关键问题。在今后的政治学发展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实现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要更加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在借鉴西方概念、模式、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构建和发展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理论与实践
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变化过程之中，各个层次的政治实践丰富多彩，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佳的素材。应该总结中国政治实践的特色并提炼出理论，还是用原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实践，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中国的政治理论落后于政治实践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很好地总结中国政治实践的特色和规律，把它上升到反映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的高度是中国政治学面临的一个根本任务。
在今后的发展中，政治学研究既要重视基础理论，又要密切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政治学理论建设，尤其是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是政治学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⑥加强基础理论建设，关键要以科学、客观、创新为原则，构建逻辑严密、说理清晰的理论体系，形成中国政治学独特的、体现时代特征和现实需要的政治理论。首先，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现有的基础理论，在我国当前就是要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继续关注政治学一般理论问题。其次，要在理论层面对当前我国社会政治领域的重大问题和现实热点进行系统研究，并且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深化和提炼政治学基本理论的概念和观点，提出新术语、新体系和新方法，善于和勇于把研究结论和观点上升为一般理论。再次，要重视对我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去糟取精，充分利用优秀的传统政治资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挖掘其新的价值，促进其现代转型，将其作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最后，要密切关注国外尤其是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动态和趋势，对其出现的新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新的理论思潮、新的研究视角等进行重点分析和研究，批判地借鉴其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以扩展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并将其作为构建我国政治学基本理论的素材。
与此同时，政治学理论建设必须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社会政治实践是政治学理论和思想的重要来源，政治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和政治实践，否则政治学研究就会变成空洞的说教。另一方面，政治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其实际应用价值与理论和学术价值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政治学研究必须为政治实践服务，应该积极为我国现实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出谋划策，为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持。
问题与方法
从政治学的传承来说，政治学方法的传承是政治学传承的重要途径。政治现实纷繁复杂、千变万化，尤其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旧的政治理论很难解释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政治学经典理论的传承逐步让位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传承。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教授与传承为政治学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⑦在我国政治学发展早期，政治学研究多采用定性和规范研究的研究方法，或者对现实政治制度进行描述，解释实际政治如何运作；或者对法律规则或者某一特定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进行归纳，得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现实越来越复杂，这些传统的、静态的方法无法对复杂的政治现实进行有效分析，也无法适应政治行为的动态变化，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开始引入西方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学主要是对政治现象的一种归纳分析，以得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观点，是对政治现象进行的“非科学”的研究。而到了2010年，情况完全不同了，调查研究、大数据研究、统计分析、博弈论以及形式化建模成为该学科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政治学者们越来越热衷于这些定量、实证和动态的方法。
但是我们要看到，对于特定方法的偏爱以及对于方法本身的过分强调，往往也会造成只见方法、不知问题的局面。中国快速发展的特点注定了中国的政治实践充满了大量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冲突和矛盾的调适、农村和农民问题、腐败问题以及贫富差距问题等等，中国政治学必须解决、回应这些问题，才能找到学科的价值和意义。科学合理的方法应该关注提倡，但是必须对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能提供帮助，研究方法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因此，政治学研究必须是问题导向的。方法固然重要，它是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方法毕竟只是手段而不能作为最终目的，绝对不能“为方法而方法”，更不能本末倒置，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方法”和“先进手段”而舍弃更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同样的，既然方法只是一种分析工具，便没有最先进、最科学和最好的一说，而只有最适用的，因此不能简单盲目地抬高定量研究而贬低定性研究，一味追求实证研究而忽视规范分析。只要有助于我们研究和分析特有的政治现象，有利于我们发现和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就应该为我们所用。在今后的政治学研究中，要立足于中国实际，解决突出的现实问题，对于西方先进的方法，可以而且应该学习和借鉴，但切忌盲目跟风。同时要注意方法的创新，不能单纯片面地模仿西方或简单套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必须根据学科特点、现实需要以及不同的实践进行改造和创新。
人文与科学
政治学是应用型社会科学，但这个学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多面性，政治学必须解决现实政治问题才能获得社会认可，但同时政治学也必须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关照，对政治现象做出价值评判。当前中国政治学一方面要为中国政治发展服务，解决政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但同时不可过于急功近利，一味追求自身价值和社会认可，应处理好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政治学的人文性强调明确的价值取向，要求政治研究要始终维护人的权利、自由和全面发展，体现对人的关怀，防止政治学研究目的的异化，使政治学变成国家之学、统治之学、官府之学和权力之学。这里说的人主要是指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特别是普通的百姓，生活在底层的人群。这里说的关怀，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关怀，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的关怀，人生存的根本意义的关怀。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国家、政府、社会、集体的利益，更需要时刻想到人民大众的利益。对人民的利益，不仅是抽象的根本利益，还要看到眼前的、具体的利益。不仅看到多数人的利益，也要考虑到少数人的利益，考虑到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与尊严的维护。⑨只有基于这样的关怀和考量，政治学研究才能更好地肩负起社会和历史赋予的重任，才能从根本上有效推动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中国，政治学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我国传统政治研究侧重对政治现象存在的意义及其价值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思考，旨在为人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框定终极意义和规范价值，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构建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这就使其具有典型的人文色彩。但由于过于强调人文性并缺乏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手段，这也成为一直以来我国政治学不科学、不发达的一个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系统引进现代政治学方法论和技术性规范的基础上，我国政治学研究逐渐转向科学的一面。
经过长期发展，政治学已经形成了其特有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并且也在不断认识和揭示政治生活和实践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此外，自然科学领域方法在政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也赋予了政治学“科学”的色彩。但是，要注意到，当前政治学研究中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倾向—受西方“价值中立”研究方法的影响，对于政治研究“科学”的一面强调太多。在这个问题上要认清一点，即科学技术只是手段，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最终目的。今后中国政治学要在注重人文关怀的前提下进行科学严谨的探索，实现科学和人文的共生统一。既不能为了追求自身价值和社会认可而过度渲染人文性的一面，也不能为了追求科学而忽视了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对人的关怀。
本文转载自：人民论坛，2014年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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